来来回回地爬雪山，南下血战的失败，重新退却到人烟稀少的藏族区域，头脑再简单的人也要打个问号。人的情绪一低落，什么事都没心思干。部队纪律和管理都出乱子，完全不像当初南下时“到成都吃大米”那么士气高昂了。

4月1日，张国焘又召集机关活动分子会，发表长篇讲话。先说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意义，再说与中央的路线斗争，又谈少数民族政策问题，最后一部分是谈部队内部的一些问题。

张国焘列举错误行为说：“第一，不顾一切的乱搅，有一部分竟发展到类似土匪的行为。第二，轻视地方机关，以'老革命’自居。第三，没有阶级友爱的精神，争水磨子，吃不完的粮食便随便抛弃。第四，认为要筹粮便只有胡乱搅一顿。第五，自私自利，只顾满足小部分的要求，自暴自弃，醉生梦死，对工作消极。这一切的错误倾向，一刻也不能容忍再继续下去了。

因为他将造成一种极大的罪恶，丧失党、政府、红军的威信，削弱我们自己的团结，断送群众。……更有一种罪恶的行为：我们的通信连，又没有发现反动，便随便打了80颗子弹。9军卫生部为了抓一条猪打了许多子弹。同志们想想，我们的子弹并不充足，我们的子弹是要去打敌人的，为什么要浪费子弹？

难道准备打完了子弹去当土匪，去做老百姓么？真是糊涂至极！”“再其次，在我们部队中，要加紧反对打骂现象，同时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。这表现在执行命令的精神很差，这可以使我们自觉的铁的纪律松懈与堕落下去。还有一小部分人说：我学习不来，我不能艰苦斗争，晓得哪天打死了，'革命’便成功了啊！同志，这是什么话！这简直是醉生梦死的大傻瓜，绝望哀号的可怜虫。”

“在我们高级干部中，个别同志在工作上表现懈怠，不遵守军事秘密，把我们在军事上的秘密到处乱说乱谈，表现小团体的观念。一切一切的怪现象，都在这需要艰苦斗争的时期中暴露出来了。

这是小部分同志不相信西北根据地的创造，不刻苦耐劳，向困难投降，悲观失望的一种露骨表现。重复的再说一次：我们必须与之坚决斗争，才能使党的策略路线顺利的执行。”

此时，张国焘已经和陕北中央、林育英恢复了频繁的电报往来，并达成了妥协方案。在大方针渐趋一致的形势下，本应停止争端。但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干部大会上仍然一再攻击中央，岂不是出尔反尔，毫无道理的举动吗？其实这是张国焘内心虚弱的表现。

南下失败，是张国焘政治生涯的转折，连在草地时忠实于他的干部都在怀疑，张国焘与中央的对抗究竟对不对？这种怀疑终究要表现出来。积极者如陈昌浩，越来越明确地支持朱德的主张。消极者就是如张国焘所说的情绪低落，工作起来没有兴趣。但是大家尽管有疑问，还没有公开反对张国焘。因为大家毕竟对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不了解详细情况。至于林育英的来往电报，只有少数高级干部知道。所以张国焘在大会上一喊，大家也就不吭声了。四方面军内部的思想动荡渐渐平静下去。

四方面军再次回到川西藏族区域，民族关系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。在与一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日子里，阿坝、毛儿盖地区藏民甘孜的日子

武装不断袭击红军，给红军造成的重大损失和生活的困难，令人记忆犹新。这里固然有国民党当局和藏族上层贵族的挑拨和鼓动，但是红军对藏族民俗不了解，与民争粮造成的种种冲突，也是导致红军与藏民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这次红军来到道孚、炉霍、甘孜，是一个以前未曾涉足的新地区，要想在这里站住脚，必须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，注意搞好民族关系。

红四方面军在向道孚、炉霍、甘孜进军过程中，也是一路打过去的。四川军阀李抱冰的部队，不是红军的对手，见红军前来，很快将部队收缩到康定，不敢露头。倒是诺那和格聪两个活佛负隅顽抗。

红30军88师向炉霍进军时，诺那和格聪在炉霍最大的喇嘛寺——寿灵寺组织1500多喇嘛，紧闭山门，与红军对抗。诺那到寿灵寺讲经时，带去100支步枪和近万发子弹。但在红军到达前，诺那却借故溜了，格聪活佛指挥喇嘛抵抗红军。88师包围寿灵寺后，遵照上级的指示，围而不打，进行喊话宣传，力争和平解决。

但是格聪命令开枪打死喊话的红军通司（翻译），与红军对峙10天。附近藏族武装前来增援，

格聪派寺内喇嘛组成“敢死队”，企图里应外合，打败红军。88师勇猛战斗，将喇嘛和藏族武装击溃。这时，李先念率89师前来增援，决定智取，撤围隐蔽。寿灵寺喇嘛以为红军离去，放松了警戒。李先念出其不意，率红军夜袭寿灵寺，除格聪带少数喇嘛逃走，大多数做了俘虏。

张国焘、徐向前听说30军拔掉了寿灵寺这个钉子，立即打电报指示在前方的陈昌浩：“寿宁（灵）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，并令其写信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，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。”30军除了获取寺内大量粮食、羊毛以供军用，对寺内经堂、经书、器物，均妥为保护，赢得喇嘛和炉霍藏民的拥护。

1936年4月初，红30军88师占领甘孜，进军到与德格交界的绒坝岔。德格土司怕红军人境，派头人夏克刀登带领2000藏族骑兵前来阻挡红军。88师郑维山政委命令265团坚守不战，争取和平解决。藏骑几次冲锋，都被红军的火力打回来。

晚上，藏人都搭起帐篷睡觉，郑维山命令邹丰明团长抓几个俘虏来。265团是有名的“夜老虎团”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藏人营地，一直摸到了夏克刀登头人的帐篷里，把头人活捉过来。藏骑群龙无首，无力进攻红军。李先念接见夏克刀登，向他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。夏克刀登感激红军，给德格土司写信请求停战。德格土司授权夏克刀登与红军签订《互不侵犯协定》，红军不进德格，德格土司也不与红军为敌。夏克刀登还参加了红军的地方政府，为红军筹粮，直到送红军北上。

红军在西进途中，很好地注意了民族政策，得到了灵雀寺、寿灵寺、甘孜寺三大喇嘛寺的支持和拥护，对稳定这个地区的形势，起了重要作用。坚持与红军敌对的诺那活佛走投无路，逃到瞻化。瞻化土司头人不愿为他卖命打红军，反戈一击，生俘诺那交给红军。陈昌浩在甘孜接见诺那，告诉他红军不是杀人放火的土匪，保护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。诺那的思想起了变化，愿与红军友好相处。负责看管他的王维舟夫妇对诺那照顾得体贴周到。后来诺那患伤寒去世，红军按藏族习惯，为他举行隆重的法事和葬礼。

红四方面军进入道孚、炉霍、甘孜后，鉴于以前的教训，特别强调民族政策。在1936年4月1日的干部会议上，张国焘专门讲了这个问题。他说：“番民极迷信宗教，他们信奉释迦牟尼的喇嘛教。番人不管有什么事，不管是下种、牧畜、疾病、婚丧、生儿育女都要去找喇嘛。于是，喇嘛的无上权威便在番人群众中建立起来了。无怪乎每家番人都有精致的经堂、经书，无怪乎捣毁了他的经堂比挖他的祖坟还要厉害，要和你拼个死活。”

“当我们打下道孚时，灵雀寺的喇嘛都跑光了。及后喇嘛派人到我们这里来，要求不要把他们的经堂、经书、菩萨毁了，他答应送我们的马，一个人送一匹。可是当喇嘛的代表进了灵雀寺，看见我们已经捣坏了他们的经书、菩萨时，他便溜之大吉了！同志们，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笨事呢？一定要去捣毁经书、菩萨？为什么我们有马不晓在道孚炉霍甘孜的日子得要？偏偏要去断送群众？这真是糊涂极了。

同志们，到了此地，马是很宝贵的东西了。你有一匹马，好像是讨了一个老婆一样！为什么你们有老婆不晓得要？！”张国焘的话引起大家一阵大笑。

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下达的《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》中作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。强调“对土司、头人采取更宽大的政策”，“不侵犯其宗教自由”，“人民有信教的自由，同时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”。

强调“必须再一次的提起全体战士的注意，特别是关于粮食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及宗教等问题。必须坚决纠正那种借搜山、收集粮食等名义擅人民家乱翻、乱拿、乱捉人、烧房子的行为，这样自然使群众越跑越远，使我们一切宣传都成了白费力气。对于这种行为，不惜严厉制裁直至枪决”。

总政治部还将执行民族政策和纪律的要求，编成歌曲，歌词内容是：

藏民工作中注意的事情，努力执行四要六不准。

努力大宣传我们的主张，对待藏民兄弟一个样。

细心来调查藏民的情形，号召藏民一起回家庭。

不准说“蛮子”，说话要注意，免得引起他们的误会。

不准乱抢不准乱没收，不准乱拉群众的牛羊；

不准毁坏经堂和神象，不准拿经书擦屁股。

要优待通司，学藏民语言，

大家要时刻执行并努力，

不准乱屙尿，十项大家要记牢。

经过各种形势的宣传教育，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执行民族政策的自觉性有了很大提高。民族矛盾和冲突比第一次进入西藏时大有改观。这是四方面军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，为四方面军在这里休整和筹备北上提供了可靠的保障。

在道孚、炉霍、甘孜驻守时，张国焘恢复了他的“西北联邦政府”。并在下面建立了几个小小的民族自治“共和国”。

在1935年11月南下之前，在绥靖县（今大金县城关）建立了“格勒得沙共和国”。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，还建立了县、区地方政府。范围大致包括绥靖、懋功、丹巴、大、小金川、阿坝等地区。红军南下之后，留守后方的金川省委仍然继续开展工作。

1936年4月，红军在道孚建立了“波巴人民共和国道孚县独立政府”。5月1日，来自德格、道孚、炉霍、甘孜等地的代表在甘孜举行波巴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，产生了波巴共和国中央政府。虽然这些“自治政府”和党团组织是临时搭起来的架子，形式大于实质。

但或多或少地起了一些作用。例如，它们负责维护地方治安，帮助红军筹粮，宣传红军的政策等等。张国焘还将藏民武装组织起来，成立了“革命军”、“自卫军”和金川、丹巴两个独立师，配合红军进行筹粮、肃反、站岗放哨等任务。一大批藏族青年就是在那时参加红军的。天宝就是当年从独立师转入红军的，建国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，成为我军中少有的少数民族将领。

总的说来，四方面军第二次进入西藏，在民族政策上比前一次有了改进，缓和了红军与藏民之间的紧张局势。所以，四方面军在道孚、炉霍、甘孜的日子，过得相当平静。不像前一次与一方面军在一起时，到处遭到藏民的袭击，时刻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之中。

这三个多月是四方面军长征中少有的一段安宁的生活，一旦摆脱了战争，人们心中最纯洁的感情——男女之爱，悄悄在军营中复苏了。

当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会师时，一位美国医生马海德目睹了当时的盛况。他惊讶地发现：红军中居然有一些怀孕的女战士。1984年索尔兹伯里夫妇在长征路上采访，向很多当年的长征老人询问这个情况。在美国人眼里，这非常浪漫，又有些不可思议。长征中那样艰苦，活下来都很不简单，怎么会有时间谈爱情呢？遗憾的是，没有人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。

没有理由说马海德大夫在说谎，恰恰相反，这是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段富有人情味的故事。

在长征红军各部队中，四方面军的女兵是最多的。

1933年在通南巴时期，就成立了妇女团。张琴秋回忆说：“四川的妇女是很受压迫的，男人在家抽大烟、管家务，女人担负主要劳动，且大部分为童养媳。她们参加革命队伍很踊跃，斗争地主也很积极。”“我去时已经有两个团的编制，说是让我去当政委。这次成立后，担任过许多艰苦的战勤工作。”妇女团的主要任务，是做战地运输和勤务工作。如挖工事，当警卫，运送伤员、弹药和粮食。还要经常派公差。

当时红军男战士都要上前线打仗，妇女团上千战士解决了后方人力不足的问题。四川女子力气大，能吃苦，很受上级赞扬。她们平时和男兵一样，剪短发，穿军装，背枪扛刀，几乎与男儿无异。所以，她们跟随大部队一起参加了长征。

本来，四方面军中是严禁结婚的。在北上南下的战斗生活中也的确无法考虑这些问题。但是当他们在道孚、炉霍、甘孜过上了一段安定生活后，年轻人的心就开始活动起来了。

恋爱和婚姻是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开的头。陈昌浩政委与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曾是留苏的同学。当时张琴秋与沈泽民（著名作家茅盾的弟弟)结为夫妻，一同回国到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工作。红军撤出鄂豫皖时，沈泽民因病（也是因为和张国焘对立）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，不久病逝。

陈昌浩一直爱慕张琴秋，又是同在总部工作，朝夕相处，两人便产生了爱情。没举行什么仪式，平平静静地成了一家人。

陈伯钧从红军大学调到4军任参谋长。他去时许世友军长调去组建骑兵师，由王宏坤继任军长。从1936年4月到6月，他们一直住在瞻化。从陈伯钧的日记里看到，这段时间他喝了不少喜酒。

4月13日，“是晚，宏坤同志与办事处之冯明英同志正式结婚，我们也趁此机会大笑一场”。

4月23日，“中午，在政府吃明英同志的回门酒”。

6月1日，“晚，洪（学智）主任与军供给部张兴侧同志结婚，我们在政治部吃喜酒、打牌”。

6月3日，“晚，去四科吃四科科长李定灼同志与张大义同志的喜酒”。

6月5日，“晚，去卫生部吃何辉燕、张清秀两同志的喜酒”。

6月初这段时间，是四方面军中结婚的高潮。陈伯钧记的仅是4军军部和直属队的情况，其他部队想来也是如此。口子一开，上行下效。陈伯钧觉得这样下去部队就不好管了，便去找政治部主任洪学智。

6月7日，“上午上课。归来与主任谈及部队中的婚姻问题，实在影响不好，当即决定设法制止”。

虽然下达了禁止结婚的命令，公开喝喜酒的场面不见了，但是私下的往来却是禁不住的。四方面军的基层干部和战士，一直不允许结婚。男女之间的约会却逐渐成了半合法的事情。以后虽然没闹出什么大麻烦，但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时候，四方面军的队伍中引人注目地增添了一些小孩和孕妇。